为此，将监察行政部门、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并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

③相关论述详见张友渔《关于中国的地方分权问题》，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2期，第33-36页。从行政组织的更新，到行政活动形式的拓展，再到程序功能的延伸，行政实践与行政法学理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表达了对纯粹形式法治能否担当改革护航者的担忧，并在不同程度上寻求实质法治的补强与接续。正如198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各个行政机构内部的各个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如此一来，就能在保持执法的统一性的同时，提高执法效率。平衡论的提出在中国行政法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23]34小政府、大社会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刚成立时理想的社会结构，也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各国摒弃具体差异之后的共通之处。

两大法系的理念分野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轮机构改革对部门权责明晰、行政效率提升的追求，也在相关论文的价值追求中留痕，行政管理学关于分工与效率的表述常见于相关论文的具体论证之中。[17]在这部分，译者用中文权利一词翻译的是英文短语His Majesty reserving the right to give to this state中的right和注释所引法文Sa Majesté Imperiale se?réserve?de donner l'extension intérieure qu'elle jugera convenable这句话中的se réserve de donner（保留给予某某的权利），权利一词对应着英法两种文字中的相应名词。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权 法权 中文法学 。[7] Robert Morrison, 五車韻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Vol. I.-Part I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Thoms, 1819(photocopy,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p.449. [8] Robert Morrison, 五車韻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Vol. I.-a reprint of Part II.,Shanghae: London Mission Press, 1865(photocop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at Los Angeles), p.593. [9]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I.,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22(photocopy,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pp.367-368. [10] 指权衡、秤锤、权变，不是指最初的含义黄花木。[[109]]外延复合型权利和法权的共同点是，两个概念的外延都是法权利、法权力之和。见《康熙字典》，1716年武英殿刻本之影印本，第2649—2650页。

要评估权利一词和权利思想在19—20世纪之交自日本社会回过头来影响中国社会的情况，除上文已经论述过的黄遵宪等人的著作外，我们不能不花更多笔墨讨论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黄遵宪介绍和论说权利系统而深刻的内容，更多地反映在《日本国志》第27、28卷中。

丘汉平列举的自由说、意思说、范围说、利益说、法律上之力说。[99] 如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年版第195-218页。如J.奥斯丁与W.N. 霍菲尔德，说起来都属于分析法学派，但实际上前者强调主权和主权者，把法律从而法律权利看成主权者的命令或产物，把权力的地位看得比权利更高，完全不像后者那样把权力视为权利的一部分。[66]［日］加藤弘之：《國體新論》，東京谷山樓1874年刊印，權力出现于第15、16、17、22、26页，權限出现于第16页。

[67]也就是大体从这个时候开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成了实际上困扰中文法学的一大难题。[116] 李学勤编：《中华文化通志: 第6典·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这样就在‘权利的含义上随意加进了法的内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recht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

如对选举权利，他写道：对于法国之下院，庶民悉有成为代议士之权利，选举之权利亦庶民悉有之。因此，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出生时间地点、出生家族和身世等学格特征，绝对不是对西文法学中right或droit概念的简单翻译。

因为，用同形词语指代不同对象而且具体所指须读者根据上下文辨别的情况，在各国语言中都大量存在，很正常。此种安排影响广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脱离中国实在法乃至脱离古往今来任何一国实在法的权利义务教学范式。

美国学者安靖如考查了李鸿章等人对权、利权的理解，得出了早期中国权利话语是把国家视为权利主体的结论。＊这是发表在《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中文法学中的权利概念》一文的原始版，包含的文字信息量大于期刊发表的压缩版。[102] （五）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翻译引进日文法学权利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总体看来同英美法学的主流的权利概念也相去甚远。因为，权利义务法理学分析框架中的权利是外延包括权力的权利，而后来被放在权力对立面的是外延不包括权力的单纯型权利。外延复合型权利如果真得到透彻研究，人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梁启超1899年在日本首次公开讨论权利话题。

如1920年代一本《法学大纲》在将权利划分为公权、私权后，将公权进一步分为国家之公权和人民之公权，并将国家对外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的立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机关权力都纳入了国家之公权从而权利概念的范围。[53]这些都为梁启超后来进一步认识权利，传播权利一词和自己的权利观念做了铺垫，同时也给他的权利思想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14]英文原本第292页正文加注释共含16个right（权利），6个power（权力），3个authority（权限）和1个authorise（授权）,这全部共26个表述权的英文词在袁德辉的译文中只粗略地反映为1个道理和3个权字。1839年《海国图志》的刊行，是英文法学中的right概念投胎权字母体，开始成长和向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转化的开端。

他确实这样译过，但是没有引起文化学术界的正面响应。[106]另外，在英文法律辞书中，据笔者在已阅读到的文献资料的范围内所见，凡有被列为权利之一部分的power，尚未有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情况，都是以普通臣民、公民个人为主体，而这恰恰是中文法学权利主体而非权力主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可见这部分power不是公共权力，实为被部分英文法学作品不当地称为私权力的东西。

福泽谕吉说，民权就是人民拥有的‘一分。其表现是，他用the right of citizens这个词组作为对right的解说文字之一，并且照顾广东方言将这个短语解说为百姓嘅权（百姓的权）、民之权。织田万很清楚，将国家机关权力归类于权利，此说未当，但他还是坚持了这种公权的提法。不过，按21世纪法学标准属于权利的现象，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权字指代的。

如果在民主国家，民权虽与国权会有种种抵牾，但不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应该可以通过行使民权参与国权中政权的行使，正如后来孙中山在民权论中主张的那样。（二）在细节上再现和还原了中文法学权利概念的形成史后，如果参照相关的重要指标审视和比较对照外延排斥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和外延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概念，我们不难判断两者的优劣。

就刑事诉讼制度而言，黄遵宪的介绍和评论结合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从搜查、逮捕、起诉、预审，讲到轻罪重罪的公开审判，以及一审二审和再审，内容都是讲警察官、检察官、裁判官权力和受到的限制，对臣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具体保障。其中比较明显的缺憾是，他没有看到权利的个体利益属性和私有财产属性，显然错误地认定权利与利益性质正相反对。

因此，那种认为公共机关既拥有权力，也享有权利，既是权力主体，又是权利主体[[118]]的观点站不住脚，尽管我国《民法典》第五章有国家所有权的明确表述。[98]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019年第4次印刷，第60-64页,第325-327页。

现有文献资料表明，日本接受和使用汉字權的时间不晚于公元8世纪初。这严格地说是它们两者竟然一身二首的秘密：它们在利益层次、财产层次一身，即法权或外延单纯型权利，法律层面的二首，即法权利和法权力。这样看问题，并没有否认对于法学来说，在讨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权利和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等特定意义上运用隐含权力原始要素的权利一词的必要性、合理性。[105]其中权力不仅限于具体的方面，而且被打上了引号，显然表示该辞典已经不再正式承认其为权力了。

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在马恩著作（德文）中是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列宁著作（俄文）中是Буржуазнoе правo。

公元681年至720年完成的《日本書紀》中有承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的记叙。[80] 前苏联法理学教材中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出现得特别少，但仍然有，如其中关于权利能力的论述，它让人感到只适合解说外延单纯型权利，不适合于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包含的权力部分。

法权作为一个中文法学名词出现和获得论述、更新的历史，从它作为汉译日文法学著作的一部分最初进入中文法学的1902年延续到了2021年。他还就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权利竞争之不已，而确立之保障之者，只能靠法律，故有权利思想者，必首先争立法权。